中国农化产业：从自力更生到出口，再到探索与发展

 

引言：
 

正如农药发展史，中国也曾先后使用过天然农药、无机化学农药以及后来的有机化学农药^[1]。文献表明，1970年以前，人们主要使用天然农药，1970年到1980年之间，主要使用无机农药，1980年之后，有机农药被大范围使用^[2]。
 

正如预期，中国从依靠自己的农药生产，转变为掌握专业技术，从而增加了农药出口。中国农药业的实际增长大约始于20世界90年代。截至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最大的农药出口国 [年产量370万吨，其中约一半用于出口]^[3]。
 

在此过程中，强有力的政策、正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为制造商出口创造正确的激励措施，都为中国农药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帮助。我们从一篇文章中总结出以下几点^[4]：

1996年：发表关于粮食自给政策的白皮书

此外，中国农药协会(CCPIA)于2018年开始为该行业提供建议，例如，CCPIA预测了当年中国可能需要的一些农药(草甘膦、乙草胺、阿特拉津、丁草胺、多菌灵、百菌清、硫酸铜(II)、敌敌畏、杀虫单和敌百虫)。该类型的方针可以帮助当地制造商制定年度计划。
 

来自墨尔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在PNAS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发现了中国小型农场和滥用农药之间的关系。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本应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农场规模在中国未被发现。作者提出扩大农场规模的激励措施，认为这将减少农用化学品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并增加农民收入^[5]。

探索与发展：

中国鼓励探索新农药的进程始于1993年，当时出台了一项新的专利制度^[3]。虽然在本文中很难按时间顺序总结中国农药的探索过程，但明确的是，在国家资助的科研机构和农药企业的合作（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下，中国农药行业缓慢但稳步地再次开始了这一进程。虽然其中涉及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国本土的，但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学术界与企业之间如何合作才能产生成果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很好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模式似乎是在研究院或大学内进行基础研究(可能由企业资助)，一旦获得可喜的成果，企业就会接管新农药的主导优化和选择，接下来进行必要的法规研究、生产、登记和商业营销。参开文献^[3,6]提到的一些典型例子如图1-4所示。这些图都是随机选择的，仅仅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其中，新型分子ZJ0273是由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沈阳研究院开发的氟吗啉已被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江西天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尔药业集团、山东奥迪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作为组合产品和不同配方产品进行了商业化^[7]。氟吗啉是烯酰吗啉一种简单的变体(-F替换-CI)，由Shell Research 于1983年发现，并由Shell、American Cyanamid和BASF进一步市场化^[8]。SYP-Z071和SYP-1620是沈阳研究所发现并登记的两种新型球藻素杀菌剂。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产生的杀菌剂(Strobilurin A和Oudemansin A)和这些分子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此外，最重要的strobilurin类嘧菌酯的结构如图1所示。
 

 

 

同样的，如图2所示，江苏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和大连瑞泽农药有限公司在已知的虫酰肼和氟虫腈两种农药的基础上，分别开发出了两种农药呋喃虫酰肼和丁烯氟虫腈。

 

图3显示了另一个科研机构与企业协作的样例。华中师范大学化学研究所分别与江苏七洲绿色化学有限公司、北京永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农药。

 

 

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如图4所示，分别展示了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沈阳中化农药研究所和湖南化工研究院开发的三种新型农药的结构。其中，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基于拜耳公司早期开发的氟吡菌酰胺研发出一种非熏蒸杀线虫剂氟醚菌酰胺^[9]。中化农化集团开发了一种基于吡唑基丙烯腈衍生物的新型杀螨剂(SYP-9625)^[10]。此外，湖南安阳研究所基于巴斯夫公司早期开发的溴虫腈研发了氯溴虫腈(HNPC-A3061)。

 

 

综上所述，中国的农化产品从自给自足转向出口，现在开始涉足探索新领域。虽然中国的生产能力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发展，并帮助中国生产了农药，但新的法律正在逐步考虑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关于探索，可以看到以下显著特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