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全球转基因观察

 世界农化网中文网报道： 在2015 年转基因种植面积首次出现下滑后，2016 年全球转基因种植面积再次恢复增长。根据ISAAA 的报道，2016 年转基因种植面积达1.851 亿公顷，同比增加了3%，约540 万公顷。除了种植面积上的增长，获批并完成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也越来越多，根据Cropnosis 机构的估计，2016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价值占种子市场总量的35%。2017 年，随着全球谷物价格的复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2017 年全年平均指数较2016 年上升了3.2%）以及各国转基因政策的持续转好，全球转基因种植面积有望进一步扩大。2017 年，全球范围内共有102 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批准，涉及65 个品种，有6 个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获得批准（详情见表1），包括马铃薯（1 种），甘蔗（1 种），玉米（1 种），大豆（1 种）和油菜（2 种）。其中巴西批准的转基因甘蔗CTC 20 BT 是全球批准的首款转基因甘蔗产品。


2017 年转基因作物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尤其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化工对先正达收购的完成以及中美《贸易百日计划》共识的达成，中国的转基因政策持续迎来利好消息，2017 年，中国农业部共批准了18 个转基因品种，其中4 个产品为新批准，14 个为续批准，涉及到的转基因产品包括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等，用途皆为“加工原料”。2018 年，中国有望迎来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关键一年。在2015年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的“推进转基因经济作物产业化”，将在2020 年迎来收官验收。由于从育种到大规模种植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业界的共识是，若2018年国家仍不启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2020年达成目标将“比较困难”。在“十三五”规划提出转基因产业化目标后，中国农业部曾在2016 年4 月宣布将调整战略重点，推进抗虫玉米这一新品种的产业化进程，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的介绍，目前全国有二十余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已经或正在提交安全证书申请，其产品在安全性上已经达到了产业化要求，就等国家“一声令下，开放政策”。

目前产业化踟蹰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层面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但这一情况相信不会持续太久，在转基因研发上，国家自2008 年起，投入超过200 亿元，许多企业也投入了数亿的资金。如果不推行产业化，即使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仍然对转基因研发拨款，对于企业来说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有国内的转基因玉米企业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每年的科研投入在一亿元人民币左右，已经持续了7 年。该负责人表示再有三年不大范围产业化，他们就撑不下去了。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在海外，例如阿根廷，将产品进行商品化，然后再申请转基因安全证书，“进口”回中国。


近年来，抗性问题持续成为转基因产业化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根据今年一篇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 的文章介绍，害虫对于转基因作物中Bt Cry 蛋白的抗性案例已经从2005 年的3 例增加到了2016年的16 例。如何保持转基因作物的抗虫性以及杂草对农药的敏感性，进而降低农民对农药的使用，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这里，我们邀请了来自先正达和拜耳的两位专家为大家讲述他们各自的应对策略。

Michiel：抗性是生物响应重复多次同一控制技术的自然反应，它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技术，是广泛存在的。数个世纪以来，农民们一直不断与抗病性和害虫变化作斗争，为此应用了大量的技术。在先正达，我们能够提供综合的解决方案，帮助种植者管理害虫和杂草的抗性问题。

为了解决抗性问题，有效的抗性管理策略应该包括：

• - 最佳的管理规范
• - 害虫抗性管理措施
• - 使用非寄主作物进行轮作，例如大豆
• - 种植避难所
• - 对目标害虫的多个作用位点进行组合使用或者轮作
• - 采用复合性状作物

防治杂草最有效的方法是运用多种不同作用机理的防治手段。多年来，我们的产品为粮食安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总是有新的挑战出现，比如气候以及抗性的变化。我们试图预测这些，并不断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就像我们最新推出的Agrisure Duracade® 玉米。它具有多重抗虫性状，对玉米根虫(CRW) 和地上昆虫的防治具有多种不同的作用模式，能够控制16 种限制产量的害虫。其杂交品种Duracade 5122 E-Z Refuge 具有多种作用模式防治玉米根虫和玉米螟，外加一种单一作用模式防治玉米穗虫。

Frank：“我们意识到，杂草对于一个健康、强大、可持续的农业部门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拜耳的综合杂草管理方案致力于解决杂草的抗性问题，并通过定制的农艺解决方案来保护提高产量。”

我们的杂草控制研究采用了一种综合的、面向未来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为世界各地的农民提供新的诊断检测方法、新作用模式的除草剂以及一种更广泛高效的耐除草剂作物性状。我们在德国法兰克福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和专家测试并开发新的解决发难，并与全球的农业工作者分享我们的知识。

我们在全球发起针对杂草抗性的倡议，“多元化的杂草控制方案是行业未来发展方向（Diversity is the Future）”， 促进农业中所有人的思考和行动的根本性转变。为了成功对抗杂草抗性，我们需要丰富非化学杂草管理的多样性，例如作物轮作、栽培方法以及增加除草剂作用模式的多样性。在许多国家，拜耳当地的项目已经开始支持农民对抗杂草抗性。在欧洲，一些主要的谷物作物已经受到抗性杂草的影响，例如大穗看麦娘(blackgrass)、阿披拉草（silky bentgrass）、野燕麦（wild oats）和黑麦草（ray grass）。
近年来，以CRISPR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蓬勃发展。2017 年更是基因编辑在农业领域发展的重要一年。这种新的育种技术，由于能够高效、准确地对基因组进行修改，大幅降低了育种时间。同时由于基因编辑技术形成的新品种由于不含有外源基因，被业界以及许多政府认为不属于转基因的监管范畴。这些优点使育种的成本大幅缩短，中小企业参与性状开发变为可能，有不少人觉得这种新的技术有望在未来几年取代转基因技术。对于新的育种技术，来自先正达和拜耳的两位专家也给出了他们的看法。

Michiel： 我们将基因编辑和其他的植物育种创新（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s，PBIs）看做是转基因技术的补充。PBI 是植物育种工具箱中的附加工具，用来开发更好的作物品种。这些通过新育种方法培育的作物品种将满足世界各地种植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转基因技术使我们能够将不同物种中的基因移植到作物上来增加作物的功能。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细菌中的基因在作物中产生一种蛋白质，进而使植物获得对抗昆虫的能力。

基因编辑技术——正如这个术语所描述的——是一种用于编辑已经存在于作物中基因的工具，因此其适用范围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它通过在植物基因组中进行有意的、特定的、有益的改变来改善传统育种方式，它具有和传统育种相同的遗传多样性，但是以更快更定向的方式实现。

这两种技术都可以高效地进行作物品种开发，改善植物健康、营养品质和产量，我们期望这两种技术在全球合适的市场和农作物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Frank：对拜耳和全球的农业行业来说，基因编辑能够更精准的选育出优秀的作物品种，具有巨大的潜力。这种方法有可能将新植物品种的开发时间缩短到目前的一半（目前平均为10 年），从而使创新的作物产品能够更快的到达种植者和消费者手中。在拜耳，我们的研究致力于以精确、有效、负责任的方式改进植物。我们认为积极的和利益相关方开展公开对话，交流基因编辑和转基因技术的益处以及持续关注的一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一位来自巴斯夫的专家对于该问题则表示基因编辑能否改变转基因的格局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监管机构对基因编辑的态度。至少在欧盟，是否归属于转基因监管的讨论以及其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所有的基因编辑产品都有可能面临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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