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行业困局：低端过剩高端不足

在农药生产中，原药初级产品，制造环节附加值较低，易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相比之下，农药制剂作为原药的深加工产品，生产过程污染较少，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目前中国农药企业在靠近原材料的低端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附加值高、加工深度以及技术要求高的产品领域基本上被国外农药巨头占据。为此，农药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要找准自身定位，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重组、实现源头环保等手段，早日实现转型发展。

农药困局：低端过剩高端不足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要使用农药14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化学农药，占世界总施用量的1/3，中国是世界第 一农药消费大国;平均每亩用药约1公斤，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秦启联研究员向记者介绍，农药过量使用为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际贸易带来了隐患，“中国出口的大蒜、香梨等都曾因农药残留而被大量退货，损失达数十亿元。”仔细分析，乱用药、滥用药背后深层原因是产品和植保技术的缺乏。

从总量来看，中国似乎不缺农药。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农药生产国，2015年，中国2232家农药生产企业至少共登记了3.4万个产品。

但是细细看来，同质化严重成为这些产品中无法忽视的问题。据中国农药信息网检索结果，目前仅仅含草甘膦成分的登记产品就有1047个，刚刚过专利期不到1年的吡唑醚菌酯产品也已经登记了123个。单一盈利为导向造成产品同质化竞争日益白热化，加剧了行业产能过剩，恶性竞争下不少品种已经无利可图。草铵膦原药价格从2015年的35万元/吨的高价位跌至目前的不到18万元/吨，不到一年时间，价格几乎腰斩。

而另一方面，单一病虫害领域中，一些小宗作物和疑难杂症市场需求巨大，但是一药难求甚至无药可用。线虫、细菌、病毒病害，抗药性害虫、杂草，这些细分领域中，随着一批高毒、剧毒农药的禁、限用，病虫草害的防治更加困难。

产品线缺陷、成本考量、加之植保知识和技能缺乏，使得部分地区农民不惜铤而走险，使用违禁农药，造成了农药使用乱象。加强农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药产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药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真正契合农业生产需要，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产品有效供给，成为保障农业行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困境突围：研发和服务两手抓

落实供给侧改革，提升中国农药产业效率，一些企业已经走在研发、创新、整合的道路上。

早在2015年年初，农业部便出台了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政策，这一政策的稳步推进成为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市场契机。在企业转型过程中，研发和服务成为企业两大着力点。

作为国内较早从事产品自主研发的农药公司之一，海利尔药业集团董事长葛尧伦告诉记者，“目前以种植者服务为中心的农资营销时代已经来临，应牢固树立作物套餐思维。这其中，技术创新是一切的源泉。”凭借原药技术优势，海利尔近年来加大研发投入，形成了覆盖杀螨剂、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作物营养剂五大类的产品线，着力为农户提供覆盖整体解决方案的套餐式营销产品。除非专利农药之外，海利尔研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化合物，并在登记进程中。

5月14日，在湖南望城的水稻田间，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整装待发。烈日下，近200名农药、无人机行业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无人机喷施农药这一新技术的田间作业效果。加药，起飞，调整，喷雾，降落，伴随着无人机飞手手中平稳的遥控操作，一亩地短短几分钟完成了施肥、施药作业。而在此之前，农户往往需要背负着30多斤重的手动喷雾器，在高温环境中，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人工施药作业。

由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施药作业条件艰苦，农忙时节谁来打药成为让很多种植大户犯难的问题。“植保无人机的发展，能够帮助农民更加省力、体面的种田，从供给侧为农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湖南省植保站副站长唐会联表示。

规模化种植意味着高收益，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需要更高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植保产品和技术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进行供给侧调整，从而保障农产品安全和农民收益，成为政府部门、农资企业、经销商乃至种植户共同思考的问题。“植保产业供给侧改革正在赋予农民和土地‘新动能’。”山东省农药检定所所长杨理健告诉记者。

产品创新之外，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高工效植保机械和植保技术为依托，扶持农资经销商组建打药队，实现了从“把农药卖到农民手里”到“把农药喷施到农民田里”的供给侧成功转型。

据广西田园董事长李卫国介绍，现代化高工效植保机械是提升植保服务的主要手段。在美国约有1万家公司从事植保服务工作，年销售额为70亿美元，服务对象遍及家庭、商业、农业和工业。从事植保服务行业的公司直接从农药生产商或经销商购买产品，提供上门技术服务，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借鉴。

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5月23日，德国拜耳公司发布公告称，对全球最 大种子生产商孟山都发出约62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并称这笔收购3年后可带来大约15亿美元的协同效应。据了解，目前拜耳公司已提出每股122美元的全现金收购报价，比孟山都的最终收盘价高出了20%，较孟山都5月9日收盘价溢价37%。若交易成功，拜耳公司将成世界最 大的农药和转基因种子供应商，并创下德国企业对海外并购出价最 高的纪录。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农药行业前10家农药企业原药销售额占比为10%，前20家企业销售额占比为15.6%。而世界前6家跨国公司全球销售额占比高达76.5%。对于近期国际农药市场涌现的几起并购大案，中投顾问化工行业研究员常轶智认为，由于中国农药行业的特点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且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低，缺乏真正的龙头企业，中国农药行业的竞争力严重不足。因此，企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将是提高整个行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农化行业这两年的日子不好过，国际国内都一样。草甘膦价格在2015年跌去了近40%，我去年在ACE展会上说过，如果大家还指望草甘膦会出现像2008年，2012年那样的小高潮，继续盲目地扩张产能，同质化竞争，这个行业迟早会像钢铁、水泥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农化行业如何在短时间内走出困境，实现供给侧改革，实现去产能化、去库存化，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谈到行业的未来，四川乐山福华董事局主席张华表示，并购整合是今后行业的一条出路。

“2015年底，杜邦和陶氏两大农化巨头宣布合体，经过产品的整合、经营渠道优选化，希望新公司能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前段时间，中国化工大手笔收购瑞士的先正达以及近期扬农与南通江山的合并，都给行业发出了信号，唯有抱团取暖才能在寒冬中存活。”张华如是说。

作为化工生产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之一，农药直接影响到老百姓“菜篮子”的安全。5月21日，诺普信发布公告称，其参股公司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因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被两家环保组织诉讼，近日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书。参与此次诉讼的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环保”这个敏感关键词再次将农药企业推上了风口浪尖。

近两年，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以及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农药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的环保化处置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一项重点内容，连续出台的环保法规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大气、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标准，对农药企业形成了步步紧逼的态势，让不少农药企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环保是农药行业无法回避的，也是行业发展中要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对环保要求不断升级，这么多的环保法规和措施，给农药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严格的环保措施也是一把利器，为淘汰落后、推进产业集约化发展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秘书长李钟华表示。

农药企业的生产有特殊性，吨位小、间歇生产、品种多，而某些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具有毒性高、成分复杂、COD高以及含磷、苯、酚、汞等比较难处理的化学物质，处理难度大、投入高。另外，农药企业会在1年当中生产不同的农药品种，“三废”的排放成分各有不同，也增加了处理难度。而目前大多数的环保公司提供的“三废”处理技术，绝大多数仅适用于普通的化工企业，而很少有针对农药企业的，这也是农药企业在环保工作中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

对此，国内多位农药企业的环保技术负责人建议，农药企业的“三废”处理技术要从头、中、尾三部分抓起：首先，从头做起，就是要改进生产工艺，从源头上减少“三废”排放;其次，中间部分要增加预处理环节，尽量减少末端处理的压力;最后，尾端加大处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