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种子银行：孟山都对中国粮种主张专利或成历史

为了让种子里的信息不再被剽窃，为了把物种的延续、优良新品种的诞生、农业未来的路都存进这个“银行”，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主任丁汉凤等人历时5年、走遍山东省7个地级市、34个县区，历经13000多公里的调查研究，收集到山东省特色地方品种、选育的优良品种和国外引进的种质资源共计89种作物的2.5万份，并给每粒种子建立“档案”。

堵心！1粒中国大豆里，冒出64项美国申请的国际专利

“种质资源库是培育一切新品种的源头，”丁汉凤说，“种质资源越多，档案越详细，可利用的遗传基因就越多。”然而，我国对种质资源的认识起步较晚，地大物博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物种资源，也使得它的保护和挖掘利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国际上对种质资源的发掘和利用起步较早。据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面积发生大豆孢囊线虫病，来自中国的野生大豆资源“北京小黑豆”成为“救星”，遗传学者从中发现抗孢囊线虫病的基因，将其转育到当地栽培种中，育成了新的抗病品种，并带动美国长期成为世界主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

“如果说育种专家是‘巧妇’，那么种质资源就是‘米’，缺乏种质资源、没有可利用的优秀基因，即使育种家的技术手段再先进，也只能是无米之炊。”丁汉凤说，重大育种突破的关键在优良种质资源的发掘和利用。

2000年美国种子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个举动给了丁汉凤们一记警醒的“勾拳”。对中国野生大豆的种质资源挖掘，以及在其基础上的专利权的主张是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在2000年完成的。随后，孟山都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的国际专利。这项专利源自对中国的一种野生大豆品种的检测和分析，他们在这个品种中发现控制大豆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基因“标记”，以此为亲本，培育出含有该“标记”的大豆品种，并提出64项专利保护请求。

“可以说，谁占有种质资源，谁就占有育种的主动权；谁掌握了新品种，谁就掌握了市场。”丁汉凤说，种质资源如此重要，中国虽失先机也要迎头赶上。

痛心！物种快速消失，来不及收集保护

“当前山东省有相当一部分农业地方品种，特别是野生品种濒临绝迹，像龙山小米、胶州白菜、曲阜香稻等山东特有作物资源，经过多年繁殖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种性变异，名特品种的优质性及物种多样性受到损害。”

这一发现，让丁汉凤和同事们感觉时间紧迫。“保护作物种质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和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项目的支持下，2008年，他们着手行动了。

围绕种质资源丰富的沿海地区，他们深入调查，“到农户家里，到盐碱地里。”丁汉凤说，“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

资料图：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主任丁汉凤

痛心的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跑赢。“我们发现了一种野生植物，当时不能采集种子，希望它成熟后再采集，但下一次去它就不见了。”物种快速消失，来不及收集保护让丁汉凤痛心。据报道，目前我国自然物种数量正以每天一个物种的速度走向濒危甚至灭绝，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

为了延缓物种消失的速度，丁汉凤周围，有28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包括一批博士、硕士，他们“拧成一股绳”努力在“种子银行”的完善和建设上。

“在拿到这些宝贵的种质资源后，我们分析这些资源的优良特性，并推动它们在种子研发中有所作为。”实际上，山东省农科院，乃至山东省每年诞生大量农业新品种，大部分可追溯“祖籍”到这个国内最大的省级种质资源库。

平常心！投入不足、名利无收，挡不住“幕后英雄”的脚步

“过去，保存种质的条件很简陋，常温仓库或货柜。现在‘种子银行’可以使种质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仍具有原有遗传特性和高发芽率。”山东省农科院在“种子银行”的设备和条件上做了可观的投入。

“日常运行仍开支不小，”丁汉凤说，水电费每年就要二三十万，加上人员科研投入、工资等则需要更多；种质库20年内要完成一次2.5万多份的全面更新；更多资源入库，需要更多投入。

“保存种质资源有明显的公益性。这项工作藏在幕后，为品种的突破性创新奠定‘基石’，”丁汉凤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为了增加种质的潜在利用价值，他们在不断加大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加强对现有种质资源的性状进行鉴定评价，对种质信息进行标准化整理整合，建立完善种质资源信息库，形成共享利用机制，为农业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提供高效服务。“能有更多的种质资源得到应用是对我们最大的嘉奖。”

《科技日报》分析，应提高市场化水平

对于中国种质资源保护的现状，《科技日报》分析称，问题不在技术水平：基因的检测分析，蛋白质组学的研究，基因与性状的匹配研究都属于分子生物学的范畴，这方面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正在追赶。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8月1日发布的“对我国1346项技术与国外差距进行的定量评价”显示，我国在生物领域跟跑技术占比六成以上。

关键在于意识问题和市场化程度不够。

意识方面，中国地大物博惯了，物以稀为贵、以丰为贱，守着丰富的种质资源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巨大价值和珍稀性。这里所说的不局限于农作物，中国种质资源的流失包括动、植物。笔者曾去哈尔滨一畜产公司采访，董事长李玉田就连连吐槽中国的大动物育种，“采用选漂亮选谁的不科学方式，不顾遗传资源的流失；近20年没有大动物育种工作，没有中国自己的种猪，却要大价钱引进国外品种。”

市场化方面，美国企业是种质资源挖掘保护的主体，它们具有强大的主动性，不仅自行进行了技术上的储备，还将一个科学研究进展，自觉提升为可以赢利的市场行为，通过提出专利权诉求，成为“商战”中受保护的主体。原因很明显，这样做能够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在中国，研发与市场分离，种质资源的所有、保护与研究属于公益性的研究部门，而大多数种子公司只能称为种子销售公司。

几年前，北京市提出“现代都市农业”的概念，将籽种农业作为重要组成，尝试以政府之手牵起两个分隔的区域；而近期各地通过科技成果处置的改革，也为研发向市场的贴近逐步松绑。这些新尝试，是对中国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利好”。